“和谐”的哲学传统

　　纵观中国５０００年历史会发现，“和谐”并不是一个新鲜出炉的政治术语，而是一个哲学传统。

　　几千年前，中国人的祖先就在甲骨上刻下了代表和谐和平之意的“和”字。生活在公元前５５１年到公元前４７９年的先哲孔子详细阐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世界上充满了不同和矛盾，而君子却能在矛盾和冲突中求得平衡，实现和谐。

　　“和谐的观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和谐强调协调、联合、融合与和平。它是中国人民的民族原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说。

　　周恩来总理１９５４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后来成为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邓小平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思想；世纪之交以来，中国领导人承诺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在不同时代所采取的一贯政策充分表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时，中国总是一如既往地把和平与和谐当作为优先要务，”阮宗泽说。

　　２００５年，中国在国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还在国际舞台上表达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愿望和步骤。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６０届联合国峰会上提出这一理念。他表示，要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要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要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胡锦涛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基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倡导多边主义

　　倡导多边主义是中国外交的显著特点，中国比以前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和地区组织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王明进认为，中国视多边主义为长期策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愿与其他国家一道寻求解决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国际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其二，中国希望其他国家分享其发展成果，实现共同繁荣。

　　去年１１月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聚集了４０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６月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起草了地区内部多领域合作文件，在法律上确保长期持久、睦邻友好的良好合作关系；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则在纪念了双方长达１５年的对话伙伴关系的同时，增进了在战略、经济、安全和文化领域的合作。

　　“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发展，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成熟，”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说。

与大国和邻邦的互动

　　历经５年僵局，中日关系终于缓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４月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这是７年以来中国总理第一次访问日本。双方在发展战略互惠关系上达成一致。

　　在面对共同利益和挑战时，中美关系从“利益攸关方”发展到“建设性合作者”。

　　贸易和安全合作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大国关系的基石，也是中国外交政策新的视角。

　　为解决不断增多的贸易争端，中国同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国进行战略对话。中国和美国２００６年底举行首次战略经济对话。

　　为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中国分别同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开展互办“文化年”活动。

　　“中国同世界大国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它在平衡世界大国间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晋林波说。

　　维护边界和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责任。在平等协商和互谅互让的原则下，中国已经与其１４个邻邦中的１２个签订了边界协定或条约，２２０００公里的陆地边界已有９０％完成勘界工作。

　　在中国同越南、印度和俄罗斯的边境上，从前的战场如今已正在见证着蓬勃发展的边境贸易。

　　在海洋能源问题上，中国本着“求同存异，共同开发”的原则，已经同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一些邻邦在共同开发矿产能源问题上达成共识。

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渴望同别国建立和谐关系也反映在他参与处理国际事务和冲突方面。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大约１６００名中国维和人员在包括苏丹、黎巴嫩和利比里亚在内的１０个国家执行维和任务。

　　中国一直是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坚定拥护者。朝鲜已关闭了其在宁边的核设施，这是迈向无核化的实质性步伐。

　　为推动广大非洲国家的发展，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在今后３年中为他们提供价值超过１００亿美元的援助。同时，中国为遭受自然灾难的国家提供援助项目和资金。中国也为一些受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救援帮助。

　　在复杂的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通过高层访问、外交特使以及领导人直接接触，与苏丹进行持续沟通，建议苏丹同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合作，采取积极措施缓解达尔富尔地区局势。中国派出了达尔富尔特使刘贵今，为解决问题奔走。

　　“中国已成为国际冲突的积极斡旋者，并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部副主任陈须隆说。

　　他说，和谐这个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在现代外交上的运用，将引导中国实现稳定和繁荣，并为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发挥积极作用。